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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见秦前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试点模式需解决好四大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奏国歌、升国旗，属于法律范围内的集体忠诚宣诺。两个忠诚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接受效忠的都是主权者。

那些被隐去的背景条件，可以归结为三重危机：第一，政治信仰危机。第二种关系是贵族与其农奴之间的关系，属于人身依附关系。述行与陈述不同，并不描述一种事实的状态，而是立即产生一个事实，实现其意义。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常规状态下，中央不在港澳行使落地执法权，港澳居民没有向国家纳税的义务，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

[23]处死一个主权者，或臣民以任何方式对主权者加以惩罚都是不义的。我们还可以演绎出更深层的涵义。没有与他们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这本书肯定是面目可憎了。

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之下，集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实现某种更高经济和财产形式的过渡形态或权宜之计，其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与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所有权一道受到了宪法第12条神圣不可侵犯规定的保护。完全客观化的解释方案既不可能，也不存在，否则就要由智能机器人来解释宪法和法律了。而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已经向法释义学回归，并努力实现社科法学和法释义学的融合。然而，解释论要比立法论的研究要艰难百倍——因为前者无法信马由缰，而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而后者则可以长啸一声抒怀襟，自由地在思想原野上奔跑。

2016年5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法学研究》编辑部和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专门就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个宪法条款召开了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们纷纷提出他们各自的研究结果和宪法解释方案。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鲜明的特点。

既然这些条文终归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么费尽心力地研究如何进行宪法解释，岂不是白费心力，浪费青春？持有这些观点的朋友对笔者的选择表示不能理解，批评我开始变得保守起来，并为这种研究立场转向感到痛惜。其二，在国内导师沈开举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博士论文的最后一个章节就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法律制度改革方案。但作为知识分子和宪法学人，有必要对这种社会变迁和宪法转向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洞察力，并通过理论的梳理和知识的传播来积极引导社会观念的更新，而不应身体进入新的宪法秩序，脑子还停留在旧的宪法时代。如果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和共同富裕的目标，那么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领域也不妨一试，而且计划和市场可以交替使用或者配合使用。

2.当然，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系统且精细化的论证，不宜在这篇补记中再继续展开。我们今天的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但广泛接受了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而且还做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这表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彻底破产。最后，还要感谢我曾经求学的郑州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及我目前工作的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关照、鼓励和支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对本书出版的大力资助，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郑秀艳编辑对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提供的专业编辑意见，同时还要感谢曾经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的冯静编辑，正是因为她的提醒和鼓励，我才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是否要在现行的宪法框架下推动改革方面，笔者欣然接受和支持以人大宪法学派为代表的关于宪法应该成为改革的框架秩序，改革不能逾越宪法的边界(张翔教授语)的主张，而且并不以这种保守的立场被人批评感到不悦。

认真反思之后，笔者认为，2013年所提出的宪法解释方案确有弊端，但其弊端主要在于宪法解释的技术和语言表述不够成熟且不够体系化，而不在于其他方面。到本书书稿完成为止，已经有10篇左右的重要学术论文发表，并形成了约6—7种较为完整的宪法解释方案。

具体来说，首先，博士论文充斥着大量的历史学和制度经济学论述，更像是行政法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某种混合体，真正的法律规范研究或者说法学内部视角的研究却不是很足。一如我在后记中所提到地那样，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持续了3年多，到2011年年底才最终完成，并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人们对于其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历史时刻，往往是浑然不知的。不过，这种激动和兴奋没有持续多久，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便接踵而至。在精神气质上，博士论文所蕴含的青年人打破一切约束的火热和冲动，已经被更为温和的在现行法秩序下推动改革的主张所取代。另外，还要感谢那些经常跟我在土地法领域不断切磋的各位学术界师友，他们是郑振源、黄小虎、刘守英、刘锐、刘连泰、路乾、于洋、成协中、朱虎、耿卓、黄忠、陈柏峰、杨俊峰、李海平、赵谦、彭錞、陈越峰、李泠烨、袁治杰、郭志京、王伟、刘禹等学界前辈同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因此，在当下和未来不在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所有权形式实行逐级过渡，最终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都必须实现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宪法目标。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中国地权制度的反思与变革 。

黄小虎研究员和张翔教授还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更是让我感激不尽。2012年6月，笔者开始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跟随韩大元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

可能正是基于第二种批评意见，所以法学界（并不限于宪法学界）一些朋友开始着手提出他们针对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解释方案。在这些朋友看来，中国的宪法(特别是宪法中的土地条款和其他涉及经济制度的条款)，不是需要解释，而是需要修改，需要重大修改，甚至需要重新制宪。

无论如此，这种情况都应当着力避免。当然，在过去五年间，笔者对博士论文的修改，并不仅仅是围绕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解释和完善展开的，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续期、农村承包地的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成员权的认定、耕地保护与土地用途管制等领域所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也都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人们已经完全可以主张说，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宪法的修改，当下中国宪法的精神气质和核心价值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权保护等价值不但被注入到了现行宪法秩序之中，而且已经通过价值竞争，开始在现行宪法和法秩序所确认和保护的价值序列之中取得优势地位，并逐渐成为了我国现行宪法最为重要的核心价值，整个法秩序的基础和面貌也借此实现了更新。首先，确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地那样，我国现行宪法在1982年时并没有将人权保护置于整个法秩序的舞台中心。但在面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必须注意，现行宪法序言同时也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程雪阳 2018年2月10日于苏州独墅湖湖畔 作者简介：程雪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观念之误导是第一颗扣子，第一颗纽扣没扣对，后面的纽扣就无法扣对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于这部宪法，我们不能过于学究气或教条主义地来进行理解和解释，而应当在坚守宪法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采用一种较为宽松的解释方法和解释路径，从而一方面引领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缓和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针对那种认为笔者是带着有色眼镜和既定结论来从事宪法中土地条款解释的批评意见，笔者无法完全否认，而且也没有必要完全否认。为此，2016年中旬，笔者在反复思考之后，(主要)针对宪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又提出了2.0版宪法解释方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近几年侧重于宪法与土地法问题研究。毕竟，现行宪法制定于35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今天的人们如果不能用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审视和解释现行宪法，就会让这部宪法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甚至会让这部宪法因为违背社会的基本共识和基本需求而遭人嘲笑乃至唾弃。

而集体土地所有权所衍生出的各种财产权则受到了宪法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保护。这种被笔者称为是土地制度改革路线图的改革建议，很显然是在立法论的研究方法指导之下完成的。大约在2013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苦苦思索之后，就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宪法规定，笔者终于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宪法解释方案，并为此激动了许久。法律解释(特别是宪法解释)从来都是由解释者带着自身的主观色彩来进行的。

我的朋友徐振宇教授最近总结说，土地问题改革之难，一是观念之误导，二是利益之羁绊，三是路径之依赖。然而，这些异议意见主要不是批评这种更新后的宪法解释方案存在逻辑或论证漏洞，而是认为笔者对中国宪法的总体认识和判断存在偏差。

不过，笔者也不会完全接受这种学术指控，因为这种指控是以猜测动机的方式来进行的，而动机是一团迷雾，有时连动机的持有者本尊都不一定能够说清楚，更何况他人乎？事实上，日本学者平井宜雄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将法律解释和法律实践区分为发现的过程和正当化的过程两个阶段。在批评者们看来，我国现行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部社会主义宪法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人权保护，因此不能把人权保护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宪法解释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原则，笔者不接受这种批评。

不过，对于那些指出既有方案中存在若干漏洞的批评，笔者抱有真诚的尊重。其一，受荷兰导师PeterHo教授的影响，我主要致力于通过制度变迁史的梳理来分析和回答中国大陆的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领域为何存在着有意的制度模糊和空制度两种现象——为此笔者还曾一度将博士论文题目命名为《地权的秘密》，并为这样一个有冲击力的标题激动不已。